引言
-年是鲁尔区煤业发展的巅峰时期。持续的经济景气令矿区的产能得到极其充分的利用。鲁尔河畔的大煤堆，特别是焦煤被迅速消除。钢铁工业是焦煤的主要需求方，到年仍然供不应求。年以来的大规模投资活动终于在年收获回报，采煤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年供应量增加了万吨。不过，对价格的压力似乎并未如期而至。
所有专家一致认定，采煤业对西德能源供应的独特作用必须继续保持。相反，煤矿企业则认为，在对鲁尔煤炭的最高限价取消之后，出现了实现“与市场一致”的价格即更高价格的重要机遇，而这在迄今为止国家与超国家价格监管条例的约束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矿区的秩序政策权力之争
年10月，德国煤矿业正式公布提价决定。这不同于年以来煤价每吨每年上涨5马克的惯例性价格调整，而是战后时期鲁尔区煤矿企业首次以企业自主决定的形式为产品定价。
直到年4月1日，欧洲煤钢联营高层机构还担任着鲁尔矿区煤炭最高价格令的发布机构，而这一次，他们却成了完全的信息接收方，提价决定生效五天前他们才得到相关的价格清单。
由此，欧洲煤钢联营内部的煤炭市场似乎顺利地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他们在其“预估计划”中提到，当前的市场是“完全健康”的市场。鲁尔区的煤矿企业也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一市场机遇。焦煤供应量一如既往地呈紧缺状态，然而，市场似乎已做好了承受焦煤提价10%、原煤提价6%——8%的准备。公众虽未有所觉察，然而事实上鲁尔区已开始迈入市场经济时代。
在路德维希·艾哈德看来，尽管有正式的保证，煤炭价格当然并非市场价格，而是煤矿企业类卡特尔式协商谈判的结果。虽然波恩早已将矿业领域的经济政策管辖权完全交给了欧洲煤钢联营，但上述事实为西德经济部长继续掌控秩序政策制定权提供了合理依据，使他能够在鲁尔煤价放开后继续对其施加影响。甚至有迹象表明，价格政策领域的君子协定甚至成为波恩批准年《卢森堡决议》不可言传的前提。
所有迹象表明，年初煤炭业曾承诺让行业行为“看似”遵守国家卡特尔部门的监管，但同时接受大量间接补贴为其自愿的、从总体经济上看有必要的限价行为弥补损失。然而，这时煤炭业脱离了与联邦政府达成的保持与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的基础。
在艾哈德看来，采煤业在景气和价格政策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煤炭（仍）是西德经济的全能型能源载体。他认为，“这是一次突破景气周期的表象、打破这一规律性的绝佳机会，可以用来建立有意识的新意愿、制定反周期的新政策，在经济持续繁荣中发现常规形势”。
然而，恰恰是这一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分支与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背道而驰。煤炭市场的组织架构并不符合竞争原则，鲁尔采煤业的发展也未遵循波恩经济政策。年4月1日，卢森堡煤钢联营当局提议推行价格开放政策。即便在这种形势下，上述境况也未有丝毫改变。相反，对鲁尔矿区实施的解除官方机构管制举措却进一步加剧了秩序政策的两难境地。这就要求艾哈德对此作出明确表态。
起初，采煤业似乎愿意接受艾哈德提出的长期合作建议。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补贴政策给予的损失补偿，他们愿意以国民经济发展大局为重，实施价格抑制举措。他们承诺，在不损害高层官方机构管辖权的前提下，愿与艾哈德在经济决议上保持一致意见。
然而，年10月，采煤业便声明上述承诺作废并实施了大规模的提价政策。艾哈德将其视为“宣战”挑衅并警告鲁尔区煤矿企业准备接受“全方位围剿”。事实上，他本人已做好心理准备，不惧怕任何挑战。
年，艾哈德还能够以物质诱惑来激励采煤业开展合作。如今，他只能以严厉的制裁警告来面对其发起的挑战。他希望废除美国原煤和燃料油的销售税，为美国原煤争取与鲁尔煤同等的运费优惠，将国有煤矿合并为分散型销售企业并说服高层机构实施价格下调策略。
出于对其所处市场地位的乐观估计，鲁尔煤炭企业联合会置上述呼吁于不顾，拒绝了艾哈德的合作建议。鲁尔煤矿业在陶醉于当时伪势地位的同时切断与国家合作的“金链条”，因而不得不独自承受为期十年的矿业危机之痛。
鲁尔河畔的持续危机
年早期出现的销售阻滞现象导致60年代后期采煤业发展持续下行，这一下行趋势只能在景气周期走向发生更替时得到暂时缓解。煤炭库存量也随之逐渐增加。短短几年时间里，无法出售的煤堆库存就达到近万吨，约占开采量的10%。
对于造成销售阻滞危机的直接原因，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然而，其深层次根源却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煤炭需求条件的变化是大多数人都未曾预料的。整个欧洲的能源需求却在不断上升，仅仅依靠原煤经济已无法满足其需求，因此，对于艾哈德提出的改善竞争对手市场地位的警告，他们并未当真。
年夏，联邦政府对燃料油实施免除关税政策，进而为美国原煤和燃料油进口大开方便之门。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德国政府发出的明确信号，即不再单单依靠本国矿业来满足德国的长期能源需求。路德维希·艾哈德在联邦议院面前明确将该措施定义为“将激发能源市场的竞争潜力作为解决满足未来能源需求问题的基本手段”。
此言一出，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就更加明显。经济部长认为，很显然这是一次遏制采煤业对经济发展施加阻碍影响的有利时机。截至年，联邦德国的原油进口曲线还呈缓慢增长趋势，自此之后的进口量便随之直线上升。同时，危机发生的第一年，原油在工业燃料消费中的占比也从8.3%升至15.7%。工业生产的能源已开始向使用矿物油转变，这种境况一直持续了12年。
联邦政府认为，鲁尔区煤炭市场的扭曲现象绝不是能源行业危机四伏的征兆。与此相反，原油业的繁荣似乎是西德经济战后关键发展阶段上的一次机遇。强势来袭的原油热潮消除了人们对未来能源短缺的疑虑。同时，能源载体的多重选择也有利于促进新技术的发展，增强日渐衰弱的经济增长动力。
联邦经济部的社会市场经济倡导者也无须担心新发展带来的社会后果。对于路德维希·艾哈德而言，市场经济的社会内容首先在于他的经济体系有能力借助市场竞争为消费者确保最优惠的产品价格。很显然，这也正是当时发生的事实。因此，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艾哈德首推延迟策略，即当原煤遭遇的排挤势头进展过快时，国家可采取适当经济政策加以干预。
艾哈德的国务秘书鲁德格·维斯特里克，曾经的矿业主管－－用一句话总结了联邦经济部的立场：“政府必须认清正视硬煤开采业的困境，但是始终要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框架内来看待这个问题，因此，获得尽可能低价的能源供应始终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艾哈德认为，原煤危机并非由景气周期导致，而是由“结构特性”造成。年11月，他曾表态不会为采煤业屏蔽竞争。所正如煤油灯总要被电灯取代一样，原煤这一能源也被技术进步推向了“死亡边缘”。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到遗憾。
对于如何疏导原油与原煤间排挤竞争的问题，艾哈德希望利用经济政策手段来解决，而他对此精湛的驾驭则体现了其个人通知风格：即说服双方自愿进行自我约束。他的呼吁最终促成了年2月由埃施韦勒矿业协会、盖尔森基兴矿业股份有限公司，DEA与德国BP、壳牌埃索和美孚石油公司共同签订的卡特尔协议。
签订协定的煤矿和矿物油企业需承担以下义务：在德国市场上以世界市场价格（附加运费和其他杂费）出售重型燃料油。签约企业仅承诺放弃利用世界市场价格实施商品倾销行为。考虑到热值及运费问题，原煤即便在没有操控市场的情况下也完全处于劣势。
半年后，卡特尔同盟感受到来自协议外供应商的巨大压力，以至于埃索石油股份公司最终退出了该项协议。按照艾哈德经济自我调节的逻辑，应对君子协议破裂的对策是采取相应的反措施。然而，即便引入燃料油消费税，原油的胜势也依旧无法阻挡。
60年代初，鲁尔采煤业似乎又呈现出回潮之势。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它又遭遇了新一轮矿区停产危机。——年，煤矿工人在鲁尔区另觅一份工作还是件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彼时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有足够的容量来吸收失业矿工，还能把他们从即使在危机时期也存在矿工紧缺的矿井“抢走”。
年，西德经济呈快速增长之势，鲁尔区工业在这一背景下完成了结构转型。一方面，它为采煤业实现对需求环境变化的适应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奇迹”与“矿业危机”的鲜明对照又进一步加重了矿业没落给失业矿工与鲁尔区带来的心理影响。
反过来看，鲁尔区的种种遭遇也对路德维希·艾哈德任总理期间（-年）德国的政治氛围与局势不无消极影响。
年的经济衰退，这时西德经济实际上仅出现了轻微的增长倒退，使鲁尔区的痛苦似乎也蔓延至了整个德国。年，鲁尔煤业的下行趋势进一步加剧，在结构转型进程中已遭受重创的矿区陷人了战后首次经济危机的旋涡。受到景气周期和结构效应的叠加影响，鲁尔原煤的需求量在两年之内下降了近万吨。
年5月，联邦政府作出承诺要使原煤年开采量达到1万吨并于年夏再次重申了这一许诺。然而，在当时条件下，这一承诺显然不切实际。鲁尔采煤业持续不断的下行趋势迫使其面临着毁灭性冲击。
面对这一糟糕局面，鲁尔采煤业、企业联合会和行业工会试图说服联邦政府介入干预。面对这一困境，联邦经济部终于也按捺不住了，决定对煤炭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和修正。经济部曾试图尽可能减少对行业萎缩进程的干预，因此并未积极参与公开进行的鲁尔区寻求集中的行动。
在尝试与对话伙伴开展“长期的、有计划的合作”宣告失败后，联邦经济部便打算验证一下下列方法的可行性，即“基于对当前形势的考虑，在统一的企业领导下对德国硬煤采矿业实施私有制基础上的集中，它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可以在不实施国有化的前提下为联邦政府的煤炭政策找到一个企业的代理人”。
结语
在下台的九天前，艾哈德政府总结了煤炭政策失败的经验，并做好了如果不能修订目标的话，至少修正相关措施的准备。此时的艾哈德政府已经没有时间将这一认识付诸行动了。其在鲁尔区实施的市场经济的危机应对策略也对其下台负有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