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鲁尔区煤业危机达到顶峰之时，波恩与杜塞尔多夫的政治局势几乎同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年7月10日举行的北威州州议会选举上，社民党以49.5%的支持率获胜。尽管如此，北威州总理弗朗茨·梅耶斯（基民盟）还是选择与自民党结成联盟，其在州议会中的席位只比社民党多一个。
拯救煤矿业
在波恩，自民党退出与基民盟／基社盟结成的联邦政府后，出现了一个基民盟与社会民主党的大联合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梅耶斯内阁随之瓦解并被由海因茨·库恩领导的中左翼联盟所取代，社会民主党人库恩担任了州总理。
解决煤业危机问题成为新政府议事日程清单上的头号目标。大联合政府的联邦总理库尔特·乔治·基辛格于年12月1日宣誓就职并在其任职宣言中承诺，政府将采取“完善而周密”的措施对鲁尔区煤业进行“长期的治疗”。
此时的企业家阵营也在酝酿着一场观念变革，促使他们在对待鲁尔区结构转型和煤业经济集中化的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德国工业节的所有代表机构都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寻求危机战略的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鲁尔矿业企业联合会的地位。它将采煤业的利益代表权交由德国工业联合会和个别煤钢联营企业的做法并非完全基于理性，而是带有主观上的复仇心理。
相比之下，工商企业协会和钢铁工业联合会的利益格局则更为明晰。它们代表着鲁尔采矿业最重要的所有者群体。德国钢铁工业面临着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因此，为了站稳脚跟，它不得不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投资活动。这种情况下，流动资金比固守亏损的煤炭库存要更有吸引力。故而，建立采煤业联合统一体这个在企业层面广为人知的建议由钢铁工业提出就绝非偶然了。
对于下游的工商业而言，能继续享受廉价能源供应带来的实惠才是最重要的。同时，出于价格政策因素的考虑，他们也希望政府能继续保持本土原煤的最低供应量。银行家赫尔曼·阿布斯、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弗里茨·贝尔格和德国工商总会主席恩斯特·施耐德与钢铁工业家君特·亨勒和汉斯·君特·索尔、盖尔兴吉尔煤矿股份公司总裁弗里德里希·范克、费巴国有康采恩董事会主席海因茨·肯佩尔共同缔造了过去艾哈德政府一直呼吁的“企业家代理伙伴”。
企业家间的新秩序之争移师到埃森的莱茵钢铁业圈。年3月以来，来自矿业行业的企业主和上游工商业界代表便定期在其所有的俱乐部聚会来共同探讨相关事宜。讨论通常都以弗里德里希·范克提出的计划为出发点，即将矿井出租给由联邦政府、北威州政府以及危机期间由矿业企业成立的德国硬煤矿区共同体建立的企业管理股份公司，以这种方式来取代资产国有化。如此一来，即便后来还有其他不同来源的计划方案，但新秩序之争的框架已经划分清楚了。
在新的联邦经济部长席勒组织了第一批双边会谈后，诸多事实都表明，同其前任一样，席勒原则上根据市场经济标准来对待鲁尔采煤业的重组。同时，出于对社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因素的考虑，他也希望减缓不可避免的行业萎缩进程。
随着工业界倡议的提出，这些也都在发生改变。6月9日，阿普斯、贝尔格、亨勒、施耐德和索尔等企业家作为德国经济和矿业“五巨头”的代表，以书面形式向联邦经济部长阐述了“莱茵钢铁计划”。他们很快发现，“莱茵钢铁计划”是唯一能为德国煤业提供快速解决方案的计划。因此，说服席勒履行部分特定要求是“完全有可能的”。
席勒敦促矿业和能源工会积极与莱茵钢铁企业圈代表开展会谈。11月10日，会谈正式开始。原煤联合行动由此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五轮会议过后，各方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次年3月，莱茵钢铁企业圈开始认真考虑寻求妥协和让步，以实现坚守自愿结盟计划的目标，这无疑也是议会施压的结果。国家政府绝非仅仅扮演调停人的角色。更确切地说，卡尔·席勒成功实现了让鲁尔煤业两大社会阵营支持他的计划构想的目标。
将采煤企业纳入政府的计划无疑是更艰难的任务，这是很自然的事：他们掌握着煤矿业的所有权，在《基本法》框架内，政府不能为了建立一个统一共同体而强迫其放弃控制权，特别是这样做很可能对整个矿区的发展不利。
同样，与工会作对无疑也将导致煤业整顿计划的失败。建立一个统一共同体将进一步提升共同决策的经济价值：结构转型对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对整体经济利益的考虑，以政治，社会尤其是经济上能够接受方式使转型顺利实现，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
还包括矿业能源工会的主席。在共决制问题上，为计划中的总公司在生产单位层面指派一名负责人事与社会问题的企业领导是重要一环，这一问题的解决，使建立鲁尔煤矿股份公司的进程实现了重大突破。
所谓的人事与社会关系主管，将受相应生产单位总经理的领导并是其管辖范围内——通常为一个矿井——所有部门的直接上司。各企业管理经营公司董事的会根据其劳工董事的建议对人事与社会关系主管予以任命，而劳工董事享有工会的信任。自此，矿冶行业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共同决策制度。
整顿、适应、倒退
鲁尔煤矿股份公司作为鲁尔煤业的一体化公司的成立为年的行业危机画上了休止符。然而，采煤业适应能源市场快速变化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事实上，解决经济适应才是其成立的初衷，大联合政府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为了给能源问题和鲁尔区经济创新问题寻求一种各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大联合政府已做好付出必要的昂贵代价的准备。
成立5年后，鲁尔煤矿股份公司就在整体调整计划的引导下成功实现了关停并转的目标。同时，在未引起社会冲突或失业危机的前提下关闭了8家炼焦厂。一体化公司从原来的公司和公共财政手中获得的资金援助极其有限，确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另一方面，从企业构成上来讲，其实力也有所欠缺，还不足以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来应对结构的长期性挑战。
早在其成立之初，能源市场就刮起了一阵“偏受煤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时的煤炭库存量。-年-年的石油危机以后，甚至出现了“原煤复兴”的现象。
建立鲁尔区的新秩序自身并不是成为一体化企业联合体的目标。其优先目标是对鲁尔区硬煤采矿业的整顿。康采恩的建立避免了慢性的企业破产并进一步强调了西德经济决策部门的目的，即出于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考虑，至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长期保证德国硬煤采矿业的运营。
年，鲁尔煤矿股份公司终于摆脱了自成立以来背负的沉重负担，在市场中如鱼得水。石油危机和钢铁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使原煤库存量空前锐减，销售量的递增与价格上涨使原煤销售额由原来的78亿马克提高至亿马克。
在其成立的最初10年里，鲁尔煤矿股份公司挺过最初的困难，抓住了硬煤采矿业实施统一经营后企业内外蕴藏的各种机遇，成功实现了结构合理化。它以13%的比重继续在联邦德国保持着初级能源最大供应商的地位。同时，作为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工业行业的最大雇主，它为20%的鲁尔区工业从业者提供工作岗位。
随着煤业一体化公司的建立，德国煤业危机面对的既无法预计又难以控制的局面得以结束，德国将这一场灾难成功转化为有组织的行业结构转型。
60年代，鲁尔区1/2的工作机会都来自矿冶工业，在某些城市，甚至仅采煤业本身就提供了1/2的工作岗位。这一对能源市场上的风吹草动极其敏感的传统产业成功渡过了自年以来就步步紧逼的经济与政治危机。
为鲁尔煤矿股份公司成功开展了短期的维稳计划之后，政府又提出了综合能源政策的构想，准备实施长期的整顿措施。西德的鲁尔、萨尔、亚琛和伊本比伦矿区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场站稳脚跟，因此，它们需要国家的公共订单“以确保德国的能源供应”。
年，联邦政府签订了被称之为“世纪协议”的《原煤电力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及鲁尔煤矿股份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矿业协议》有关内容，电力消费者和纳税人分别通过“原煤开采附加费”和焦煤援助计划以年均20亿马克和年均15亿马克的缴费金额为鲁尔煤业弥补“竞争漏洞”，以应对进口煤炭和燃料油的冲击，以此确保发电厂和钢铁工业的销售量。
受油价暴跌和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影响，自年起，德国煤业再次陷入困境。“煤炭圆桌会议”一如既往地遵循联合行动模式，任命了一支由前北威州文化部长保尔·米卡特领导的专家委员会，旨在对原煤开采业实施新一轮的“健康瘦身”计划。根据该计划，到年，德国的电厂用煤、焦煤和焦炭领域要实现年开采量降至万吨的目标。开采厂的数量也要从年年末的17家缩减至12家。
对于鲁尔区而言，这意味着到年，该行业将削减个工作位。不过，有关各方对如何完全执行计划的问题，一直争论到年才达成一致。联邦政府、北威州、萨尔州和矿业能源工会以及鲁尔煤矿股份公司最终对煤炭政策达成了一致，在各方同意在年就终止使用煤炭能源的问题进行商讨的前提下，计划到年全部取消硬煤采矿业的补贴。
结语
而在此时建立的鲁尔煤矿公司基金会则受命将鲁尔煤矿股份公司的控股公司包装上市。该公司在年收购德固赛精细化工公司后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吸引力。上市后的公司改名为赢创工业股份公司。到年，基金会积累的资金将足以承担硬煤采矿业产生的后续费用（“永久性负担”）。